社屋
父亲颈椎痛来泗洪住了几天医院,同病房的人问他老家是那里的,父亲说:“太平公社的”,我连忙解释说:“现在都归界集镇”。听着父亲与室友的对话还是习惯性的称自己为“老社员”。这不禁让我想起儿时的社屋,听父亲说社屋是生产队存放公粮和社员集会的地方。爷爷是生产队看仓社员,父亲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住在社屋,所以社屋对于父亲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,每天看着生产队青壮劳力在这里集会,背毛主席语录,分工下田,收工记分,听父亲说过一个男劳动力干一天活,记一工分,姊妹团(女青年)一天记半工分。一工分价值大约8分至1毛钱。
1978年,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“托孤”的方式,立下生死状,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,至此掀起了全国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大潮,激发了人们生产积极性。从此社屋不再存粮了,但仍是集体房,里面拴着承包户合伙饲养的耕牛,冬天给牛取暖就在屋里生火,屋顶被熏的油光黑亮。父母这个时候已经结婚,在二叔家东边位置建了两间土房,几年后随着我们兄妹仨相继出生,房间开始变的拥挤了。
父亲攒够了500元钱买下了社屋。从此社屋装满了我的所有童年记忆,父亲把东间房夹了个笆帐(用高粱杆在室内做的隔断)爸妈带着妹妹住,我和弟弟住西间房。
印象中的社屋约9米长,5米宽,3个开间,中间是一副柳木大门,可能是材料短缺的原因,门板是按材质自然线条拼接的,缝隙紧密均匀,做工尽显老辈手艺人的精湛技艺。东西间各有一个约30厘米见方的小窗,窗口留的很高,记忆中我踩着板凳才能够着窗子上的东西,没有窗框也没有玻璃,寒天里就用麦草塞上,屋子里更加黑黢黢的。
听父亲说社屋大概建于五六十年代吧,寻常百姓家的屋顶用的都是麦杆或稻草,三五年屋顶就会腐烂漏雨,要请人拴草(将草捋顺捆成捆)换顶维修,而社屋不会,它的屋顶用的是芦苇,芦苇本身就防雨耐腐,记忆中只有西山角因麻雀筑窝漏雨才补过几捆麦草。社屋是公家房,所以建造的比较高大,用材讲究,墙体土胚足有50厘米厚,青砖打底的墙基足有1米多高,东西山都是预制土件(将泥巴和麦草搅和均匀,用木头模具定型,晾干,用镰刀修割边角,制成质地坚硬的大块土胚砖)。脊木和大梁用得都是粗壮的杉木,檩条是整根毛竹对头并接摆放。
社屋的冬天是寒冷的,妈妈把1米宽的小床铺上了厚厚的麦草,上面放一张芦席和一床露着棉花的被子,冬天我和弟弟光着身子贴着冰凉的芦席,被窝里就像藏着冰块一样寒冷,我俩使劲的将被子往身体底下撕拽。我和妹妹遗传妈妈基因,一到冬天就烂手烂脚,妹妹的袜子都粘到了肉里,每晚妈妈帮她脱袜子都疼的嗷嗷直哭,妈妈也跟着掉泪,父亲心疼妹妹,每天早上都会将妹妹的花棉裤放到被窝里捂热再给她穿上。更难受的是每到春天气温回暖,烂开的手脚开始褪皮长出新肉,那种钻心的痒痛让我至今想起还会不由的颤栗。
社屋的夏天是凉爽的,厚厚的墙体和屋面,太阳晒不透,特别是东山墙和邻居家的巷子每天吹着过堂风,是我夏日乘凉的宝地。邻居是个木匠排行老三,庄上人都管他叫三木匠,高高鼻梁和突出喉结,整个人显的精瘦且有力量,夏日里三木匠就把手里的木工活搬到巷子里来做,我会在这里捡一些他丢弃的钉子和木片给自己做个小玩具,三木匠每天在巷子里敲打着他的桌椅板凳,后来他还在巷子里打起了棺材,这时我已经上了初中,晚自习回家我都要鼓起勇气从这里冲过去。
勤劳的爸妈在哪个栉风沐雨岁月里节衣缩食,收成好的时候就卖粮买砖,三间砖瓦房大概要两万两千块红砖,就这样攒够砖再攒瓦,攒木头,攒工钱。攒完堂屋,攒锅屋,攒完西屋,攒东屋,现在想来爸妈的青春除了给国家上交公粮之外,全都耗费在给我们就盖房子这件事上了。1998年终于攒够东屋(我的婚房)所有材料,社屋也完成了为我家三代人遮风避雨的使命,从新化成泥土继续滋养着我的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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